潘洪其：遏制公款出国游还需引入公众监督

　　近日召开的第三次制止公款出国(境)旅游专项工作部际联席会议透露:2009年全国党政干部因公出国(境)团组数、人次数和经费数与近3年平均数相比下降明显，经费比近3年平均支出节约16.31亿元。(2月10日中新社)

　　公款出国(境)旅游与公款大吃大喝、公车消费并称“三公消费”，是多年来社会各界反映强烈的公款消费顽症。去年因公出国(境)经费比近3年平均支出下降37.6%，节约经费16.31亿元，单从数量上比较，说遏制公款出国(境)旅游取得显著成效，也并不为过。

　　但目前遏制公款出国(境)的方式，几乎仍囿于传统意义上的内部管理及内部监督，其缺乏根本的公开与透明，更没有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和社会综合治理的主动性。去年，发生在浙江温州、广东肇庆端州、广州海事法院等地的公款出国旅游事件，都是先由网友曝光，在形成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后，才最终得以查处。毫不夸张地说，对遏制公款出国(境)旅游顽症，以群众监督、舆论监督的方式进行综合治理，有时比职能部门的内部管理和监督更为有效。因此，只有充分依靠社会监督的力量，发挥社会综合治理的优势，并与职能部门的内部治理形成合力，才能最终织成一张严密监控公款出国(境)旅游行为的监管之网。

　　其实，2009年对公款出国(境)旅游行为的查处，也并不比前几年“严”多少。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对广州海事法院官员公款出国境旅游事件的“严肃查处”，就有虎头蛇尾之嫌。该事件被曝光半年之后，调查结果一直未发布，被免职的官员却顺利复出。这实际也证明了在此类事件的查处中，公众监督的重要性。倘若整个查处过程都始终置于民众监督的目光下，还会出现这样“带病复出”的情况吗?所以，还是先别着急说“遏制公款出国(境)游成效显著”吧，目前取得的“成效”真算不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