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彪身边有毛泽东耳目?
1971年9月12日13时10分，毛泽东的专列秘密停靠在北京丰台车站。在北京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非常吃惊，怎么不声不响就回来了？原来计划不是这样的呀？周恩来的卫士长高振普回忆，9月12日17时，总理起床，睡够了6小时，特别精神。一直等候的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中央警卫团政委）跟着总理进了卫生间，报告主席回来了。总理问，怎么这么快就到了丰台（知道毛泽东离开上海）？杨德中说，除了加水，一路上基本没停。总理又问，专列什么时候进的北京？杨德中说还不清楚。
九一三事件后，林豆豆（林彪女儿）和未婚夫张清霖被关在玉泉山写揭发材料。专案组曾追问他们，林立果（林彪儿子）为什么要跑？林豆豆说，听说主席在南方打招呼，要搞首长。周恩来说，根本没有这回事，他不知道。
他真的不知道吗？周恩来虽然一直在北京，但他知道毛泽东南巡的讲话内容。9月4日，汪东兴曾将他和华国锋追记、经毛泽东改过的南巡谈话稿（8月16日至27日毛泽东在武汉同湖北、河南、湖南等负责人的谈话）专送周恩来。主要内容讲述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揭露黄吴叶李邱以及背后的林彪在庐山会议上搞突然袭击，分裂党、急于夺权的阴谋。
9月11日，周恩来和回到北京的华国锋谈话，更是完全了解了毛泽东的谈话内容。难道身经百战的他没有意识到“大战”将临吗？如果他意识到了，为什么对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如此吃惊呢？
因为毛泽东离开上海，不一定马上回北京，路上还可能停留几个大城市，比如南京，比如济南，比如天津。本来毛泽东到北京还会晚一些时间，据张耀祠（中央警卫团团长）回忆，毛泽东准备召见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汪东兴打电话一问，杨得志下部队了，于是专列直接“杀”回北京。
汪东兴（中央办公厅主任）介绍，毛主席身体健康时，每年都要外出巡视。国庆节前出巡已经成了规律，一般在9月25日左右返程。可今后怎么提前十多天就返回北京了呢？毛泽东的行动实在是太反常了。披星戴月，归心似箭，毛泽东每分每秒似乎都是掐算好了的。专列12日16时零5分抵达北京站，从来没有白天在北京站下车的毛泽东坐汽车回到中南海。对军事指挥员来说，战争中的时间往往是一件最出人意料的武器。毛泽东命令李德生调一个师到南口待命。快到丰台，毛主席下令在丰台停车。
已经到了北京，毛泽东当然不着急了。他让汪东兴打电话给中办值班室，要他们通知李德生（北京军区司令员）、纪登奎（北京军区第三政委）、吴德（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吴忠（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到丰台车站等候（据张耀祠回忆，毛泽东是在天津站时叫他打的这个电话）。谈话后，毛泽东单独交给李德生一项任务，调38军一个师到南口待命。这里要特别说明，军队调动权集中在军委主席毛泽东那里，军委副主席林彪都不行，调动一个排也要经毛泽东批准。15时多，谈话结束，李德生立即赶回北京军区。
李德生调进北京的时间不长。1970年新总政成立，林彪提名在安徽“支左”立功的李德生（九大后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兼安徽省第一书记）当主任，毛泽东马上同意。
5月19日，林彪在毛家湾接见李德生和新总政班子，说调你来当总政主任，是我向主席建议的，我就是要叫丘八管秀才！就这样，李德生又进了军委办事组。
李德生传达了军委主席毛泽东的命令，同陈先瑞（北京军区第二政委）等军区领导研究调动部队进驻南口。南口在北京西北，再往前就是八达岭了，这是非常重要的战略要地，向北就是张家口，既可防苏联入境，也可以平定北京城里的动乱。虽然包括李德生在内，这些高级将领们还是“不识庐山真面目”，但他们很快部署完毕。对即将发生的九一三事件来说，这是一个极端重要的军事部署，说明毛泽东早已成竹在胸。果然，当天晚上发生了913事件。
在钓鱼台负责警卫工作的邬吉成(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回忆，9月12日晚上，中南海和钓鱼台都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22时左右，部队已经熄灯，邬吉成也睡了，汪东兴来电话，中南海已经进入一级战备状态，你负责布置钓鱼台的战备工作。战备到什么程度?汪东兴说，一等，把部队拉出来，布岗，设置路障，挖工事。邬吉成一头雾水，怎么回事，演习还是打仗?搞不清，命令如山倒，他马上增派岗哨，门口布上机枪，挖好了工事，设置钉板之类的路障，阻断了各楼之间的通路，到天亮才搞完。后来汪东兴再找邬吉成，找不到了，埋怨他紧急战备怎么到处乱跑?邬吉成说你不是叫我布置战备吗?紧急状态持续一个多星期，才自然平静下来，而战备结束则在一两个月之后。
这里有个疑问，为什么除了中南海，钓鱼台也进入了紧急战备状态?难道得知林立果一伙要攻打钓鱼台吗?
中央警卫团专门成立的机炮大队，一处设在钓鱼台，一处设在故宫。本来想把机枪和高炮架在西华门边的屏风楼上，但安装时发现根本弄不上去，只好算了。这不能不使人想起周宇驰(空军党办副主任)另一句歇斯底里的话，实在不行，我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
据李伟信(上海空4军政治部副处长)供词，9月11日22时，得知毛泽东已经离沪北上。他们开会的房门打开着，李伟信到门口一看，室内气氛异样，刚才那种嚣张气焰已被神色茫然所代替。林立果、周宇驰、刘沛丰(空司一处处长)、于新野(空军司令部副处长)几个人目光滞呆，低头不语。林立果流着泪说，全完了，没完成首长(林彪)交给的重托，首长把生命交给了我，我拿什么去见首长?沉默了一阵，周宇驰抓起一个酒瓶子，狠命摔在地上，说难过也没用。还有一个办法，到国庆节那天，首长托病不去，老子他妈的驾直升机去撞天安门……我不得好死，他也别想好活!过一会儿周宇驰又说，还得去一个人伪装，代我撒传单，你们谁能跟我一块去?开始没人敢说话，在周宇驰催促下。于新野表示他去，接着我和刘沛丰也表示愿意去，林立果说，我不允许这样做。大家也觉得这种想法不现实，于新野自言自语，就怕等不到“十一”啦。
那是一个奇怪的夜晚，那个奇怪的夜晚是从9月12日下午开始的。1971年9月12日19时多，西郊机场响起三叉戟起飞的巨大轰鸣声，256号三叉戟秘密从北京飞往山海关机场。因为是临时，机组人员过了18时才接到训练飞行的通知。一切都显得那么神秘，但实际上对专机来说十分正常。因为专机需要保密，常借训练为由。
20时15分，机场调度室李海彬(西郊机场调度室主任，专门到北戴河负责专机)打电话给姜作寿（8341部队二大队大队长)，说有个大飞机从北京来，是哪位首长?怎么也没有见你们来人接?天都黑了，还有谁来?李海彬急了，你们到底接不接?飞机15分钟后就落地了。接不接也不是姜作寿说了算，他说我了解一下。姜作寿打电话问李文普(林彪的警卫秘书)，李文普回答得很干脆，我没有听说谁要来。姜问，那我们去不去车接?李文普说没有告诉你的事情，就不要管了。
三叉戟马上就到了，林彪别墅还一无所知，叶群(林彪妻子)为庆祝女儿林豆豆订婚，在96楼走廊放映香港电影《甜甜蜜蜜》，林办秘书、警卫员、服务员都被叫来了。文化大革命中只有孤零零的八个样板戏，哪里能看到香港爱情片?电影才放一半，值班秘书来问林豆豆，山海关机场来电话，说来了架飞机，问我们知不知道什么人来。林豆豆说不知道，但她想，可能是弟弟林立果回来了。
姜作寿放下电话才三四分钟，李文普的电话就追来了，急急地说，老虎(林立果)回来了，快派吉姆车去接。原来叶群从内部直线电话告诉李文普，立果听说豆豆今天订婚，很高兴，坐飞机赶回来祝贺。叶群要刘吉纯(8341部队警卫科副科长)坐车去接。姜作寿正在向司机小宁交代任务，一架大型飞机轰轰吼着，从西南向东北飞来。已经降低了高度，显然是要在山海关机场降落。小宁着急地说，接不到了，50公里路，没有40分钟，怎么也开不到啊。姜作寿说，快动身吧，既然已经通知，接不到也要接。果然没接上。20时35分，过秦皇岛不远，正急急忙忙赶路的司机小宁和刘吉纯发现一辆开着大灯的吉普车，目中无人般地“站”在马路中间，连忙停车，原来林立果“借”了机场的吉普车。刘吉纯和小宁表示歉意，林立果说不怨你们，事情急。说着，提着手提箱，换乘了吉姆车，扬长而去。
林立果为什么突然回到北戴河?因为南巡的毛泽东突然回到北京。林立果连说糟糕，手忙脚乱给北戴河的叶群打电话，说两个小时后他飞往北戴河。
有一个事实似乎还没有人注意到，毛泽东秘密回到北京，除了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得到通知的就是李德生、纪登奎、吴德、吴忠和周恩来。别人不可能知道，那么北戴河的叶群和北京的林立果是怎么知道的呢?是谁透露的?是“内线”?还是……圈套?
这大概是解开九一三事件之谜的一把钥匙。
空军学院东北角有两幢编号13和14的两层小楼，原是院领导的住宅，所以称将军楼。1971年4月底，这里成了林立果的“秘密据点”。9月12日，是个星期天，空军学院停水停电。上午10时左右，负责后勤的老王接到电话，让他给将军楼送些开水和冷水。老王骑三轮跑了两趟，送去一大桶凉水和七八瓶开水，放在门口。转身要走，楼门开了，陈伦和(空军司办外事处秘书)叫住他，赶快准备11个人的午饭，三位首长的送到这里，另外八人到食堂吃，要争取12时30分吃上饭。这时已经是12时10分，哪里来得及?13时多午饭好了，老王先给将军楼打了电话，把三个人的饭送到楼门口，交给等候在门口的三个女兵，然后带其他人去食堂吃饭。
15时10分左右，将军楼车库开出一辆伏尔加，老王清楚地看见里面坐着三个人。司机是周宇驰，旁边是于新野，后座坐着林立果，一个个神情紧张……
从这段目击者的叙述中，我们可以知道，15时毛泽东还在丰台车站谈话时，已经有人把消息透露给了林立果。所以他急急忙忙到西郊机场策划“第二套方案”。16时30分左右，胡萍(空军副参谋长、34师党委书记)接到周宇驰安排南飞机群的电话，18时刚过，256机组接到飞往北戴河的命令。
得知毛泽东行踪的圈子非常小。如果不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他怎么可能知道?如果是毛泽东身边的人，九一三事件后马上就是一条大罪状，泄露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尤其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怎么可能轻饶告密者?怎么可能让他逍遥法外?看来，这个电话非常蹊跷!
到底谁是告密者?现在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叶群说”，毛泽东回到北京，是汪东兴告诉她的。另一种是“民间说”，汪东兴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告诉了叶群。总之，北戴河的叶群先知道，马上打电话通知林立果。虽然死无对证，要“抓”告密者也非常简单。查总机的话单就可以查到。到北戴河的电话是长途，总机需要登记话单，看看那段时间谁给叶群去过电话，一排查不就一目了然了吗?九一三事件后，军委一号台的话单仓库翻了个底朝天，一张一张地翻检过，并记录了从9月6日至12日他们之间的所有通话和通话时间，要找出“罪魁祸首”简直易如反掌。
如果是周恩来，为什么不追究?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的地位岌岌可危，四人帮一直想拔掉这颗“眼中钉”。把毛泽东的绝密行动密告叶群，和林彪穿一条裤子，这是打倒他最有利的理由啊!如果是汪东兴，那就更有理由打倒了。众所周知，汪东兴是毛泽东的心腹，庐山会议他跳得那么高，却“轻松过关”?而他不但不接受“教训”，又“贼”胆包天把毛泽东的秘密告诉叶群，吃里扒外，难道不该“千刀万剐”吗?
可是奇怪!不论是周恩来，还是汪东兴，都平安无事。为什么不追究泄密这件事?似乎有些说不过去。是不是与汪东兴在庐山会议上打而不倒一样，背后有着永远不能示人的秘密?看来似乎只有一种可能，故意泄密，就是要打草惊“蛇”，就是要让“北戴河”的“鸡”半夜飞起来。
在那些惊心动魄的日子里，毛泽东是否意识到危险正在步步紧逼呢?他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事先知道吗?1971年11月14日，毛泽东在接见中央召开的成都地区座谈会成员时说，林彪他们搞反革命活动，谁个晓得?我就不知道嘛。这话他说过多次。是这样吗?九一三事件扑朔迷离，如果毛泽东对林立果的行踪不了如指掌，为什么突然回到北京?
李德生和汪东兴在回忆录中都提到，毛泽东有察觉。汪东兴说，毛主席对林彪究竟何时察觉?察觉多深?后来也没向我们讲过。但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毛泽东回到北京和林立果离开北京决不是巧合，毛泽东一定知道周恩来、汪东兴、李德生他们不知道的更多的“机密情报”，甚至有可能了解整个“阴谋”。
延伸阅读：林彪座机是如何被“逼”走的
九一三事件之后，围绕着“禁空令”的问题有些离奇的传说，其中最主要的有林彪座机是被“禁空令”逼走的一说。分析这些传说的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对当时的具体情况不了解；其二，不了解飞行行业的人们说出的外行话；其三，缺乏科学依据的个人想像。
何谓“禁空令”或“净空令”
1971年9月13日零时32分，林彪座机从山海关机场强行起飞，一个多小时以后，于1点55分左右，从414号界桩进入蒙古国境的时候，中央下令：“从现在起，凡没有伟大领袖毛主席、林副主席、周总理、黄总长(黄永胜)、吴司令员(吴法宪)联名签署的命令，一架飞机都不准起飞。”这就是九一三事件中的“禁空令”，有人叫它“净空令”，还有的叫“禁航令”。
从命令下达之时开始，禁止任何飞机起飞。也就是说，从那一刻起，除了已经飞越出境的林彪座机之外，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空上不应该出现任何飞机，如果有，就视为非法，视为违背中央的命令，所以叫“禁空令”。既然，禁止地面任何飞机起飞，空中就不会有任何飞机飞行；既然，空中没有任何飞机飞行，作为空间，应该是清净的，或者是安静的。从这个角度理解，把它叫做“净空令”也未尝不可。
此外，在每个国家地图上，都规定有不准任何飞机在其上空飞行的地方，这些地方叫做“空中禁区”。一般都是国家的大城市或特殊的军事要地，虽然叫做“空中”禁区，但都是以地面范围的大小为依据划分的。空中禁区的存在，是为了大城市居民生活安全与安静的需要，或者是某种重要地面设施保密的需要。这种规定通常是长期的。例如，北京市区机关与居民居住密集的地面上空，就是“空中禁区”中的一个。凡是从空中进出北京市各机场的飞行员都知道我国首都的飞行管制办法。属于全国性的“禁空令”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很少的，类似九一三事件时的“禁空令”恐怕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所以，了解一下“空中禁区”的知识对于进一步理解“禁空令”或“净空令”有一定的帮助。
“禁空令”与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
在九一三事件中，中央高层关于飞行的命令有两条：一是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一是“禁空令”。
先是禁止林彪座机起飞的命令，经过是这样的：
1971年9月12日晚，当林立果、刘沛丰、程洪珍等5人乘坐林彪座机从北京飞达山海关机场后，林彪女儿林立衡在北戴河看到林立果已调来了专机，意识到问题的严重，立即通过林彪警卫团向北京的周总理报告。此时，周恩来总理一方面命令空军司令员吴法宪调查飞机的事情，一方面直接与北戴河的叶群通电话，进一步了解情况。
平时，林彪专机的行动都是逐级上报，层层把关，各有关保证部门为专机飞行忙而不乱，紧张有序，为什么这次飞行却不声不响悄悄进行、连空军司令员也被瞒丁过去呢?
当时，正是星期日的晚上，吴法宪首先将电话打进西郊机场专机师师长的家里，追问三叉戟飞机是怎么到山海关的。因为山海关机场隶属海军管辖，周总理让吴法宪追查飞机的同时，也命令海军政委李作鹏追查三叉戟256号飞机。
深夜，离北京只有300公里之遥的山海关海军机场上，三叉戟256号飞机静静地停放着，负责飞机警卫的指战员们在飞机周围巡逻。对于林彪专机悄然到达山海关的反常行动，周总理直接向山海关机场发出指令：
没有周总理、黄永胜(总参谋长)、吴法宪、李作鹏(海军政委)四个人共同签署的命令，飞机不准起飞。
当周恩来以及空、海军司令部等领导机关，为了追查林彪专机一事正在紧张忙碌的时候，在山海关林彪专机组除了机长潘景寅之外，笔者与机组其他8名人员已处在睡梦之中，对外面发生的情况一无所知。9月13日零时许，山海关机场的佟参谋长从调度室直奔停机坪，就要向机长传达周总理不准起飞的命令时，看到飞机已经启动强行滑出。佟参谋长调动油车堵截飞机，遗憾的是没有将飞机拦截住。
周恩来4人联合命令未及生效，林彪座机在黑暗中吼叫着强行起飞了，很快消失在西南方的夜空中。停机坪上那么多双惊恐的眼睛，都在死死地盯着256号飞机，直到飞机的声音已经听不到了，人们还没有从那触目惊心的场面中清醒过来。
1点55分左右，当雷达屏幕上显示256号飞机飞越国境已成定局的时候，中央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因为当时对林彪乘机叛逃的意图还不清楚，对林彪的全部阴谋还不了解，于是，中央从大局出发，除了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外，还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
禁止256号飞机起飞的命令与“禁空令”是不同的两回事情。前者是针对256号飞机异常行动，在9月12日午夜发出的，没有周总理等4个人的联合签署意见，256号飞机不能起飞的命令；而“禁空令”是面对全国的飞机、在林彪座机逃出国境之后发布的，命令中的领导人除周恩来、吴法宪、黄永胜以外，还增加了毛泽东、林彪，去掉了李作鹏。
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西郊机场传达“禁空令”的时候，没有提到林彪，这可能是他已经知道林彪就在飞机上。当时为何还要写上林彪的名字?中央从国家及党的全局考虑，林彪出逃是国家的绝密，命令下达后要涉及到很多方面、很多人，平时的中央文件上都是毛、林不分，如果突然不提林彪，会引起许多猜疑和麻烦。
林彪座机是要重返山海关吗
九一三事件后，在国内甚至在国外曾有这样的说法，林彪座机之所以北逃，是被中央下达的“禁空令”逼走的。其理由是，林彪座机在山海关起飞后不久又折返飞回山海关机场，就是因为“禁空令”，山海关机场处于封闭状态，跑道灯没有打开，256号飞机在没有办法降落的情况下，被迫向西北境外飞走的。
以上说法，对那些不了解具体情况的人，尤其是不具备飞行常识的人，听起来似乎有几分道理。其实，持这种说法的人，犯了两个最基本的错误。其一，飞机起飞后，并没有返回山海关机场；其二，“禁空令”是在林彪座机飞出国境后才发布的。
从起飞之前林立果们的行为表现看，飞机一旦起飞，就不会在国内降落，林彪等人是在南飞广州的计划败露后，破釜沉舟北逃叛国的。他们的仓皇举动，把以往副统帅专机行动的气氛弄得荡然无存，平时轰轰烈烈的专机迎送场面，被枪声及载满荷枪实弹军人的军车所代替。在林彪的阴谋行动已经开始暴露时，机组以及警卫战士这些善良人们的心目中，还把林彪当做领袖，还不能从这些反常的现象中反应过来。实际上若不是林立果拉大旗做虎皮、处处把老子摆在面前，仅凭他自己是寸步难行的，机组的潘景寅机长等4人也决不会冒那么大的危险将飞机快速升空。
可想而知，林立果为了达到将飞机升空的目的，在地面上绞尽了脑汁，费尽了心机，一旦起飞升空之后，他比谁都清楚，只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的任何一个机场落地，都会落个被扣留审查的下场。别说是一架专机，就是一架普通训练的飞机，如果没有得到允许私自起飞也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所以不难得出结论，如果没有出人意料的特殊因素，256号飞机是不会在强行起飞之后又重新回到山海关机场落地的。
飞机起飞后曾有一段极不正常的转弯，从分析其轨迹表明他们也不是要返回山海关机场的。有一些人认为那就是返回山海关机场的意思，那是误解。
林彪座机强行起飞之后，笔者与机组其他4人不约而同登上了山海关机场调度室的塔楼，5双眼睛紧盯着雷达标图员手中的画笔，以焦急的心情观察着飞机飞行动向。通过对不正常的转弯进行的详细分析，说明这一切是潘景寅与林立果们在空中斗争的结果。由于飞机上没有打开电台，无法从通话中得知空中的具体情况，单从雷达屏幕上飞机航迹的反常变化中就可见一斑。
林彪座机起飞后在空中划问号吗
这种想像出来的东西存在着一定的原因，这就是256号飞机在山海关机场起飞之后，北戴河林彪住处中的人们听到了飞机的声音，认为飞机又返回山海关机场。由于机场被关闭无法降落而向北戴河飞来，在空中久久盘旋之后，划了一个问号向北飞走了。在一本畅销书中如是说。
由于256号飞机向西南方向强行起飞后，没有在正常的时间与高度上进行一转弯，而是向西南方向持续飞行了4分钟之后才勉强小角度向右转的。飞机爬高的速度为每小时约500多公里，每分钟前进近10公里，北戴河位于山海关机场的西南方向40公里处，飞机在上升的过程中经过北戴河附近上空的可能性很大。
但是，如果说听到飞机声音的说法还有可能，那么看到飞机的可能性几乎不存在。因为9月13日午夜基本上是暗夜，没有月光，如果飞机不是从头顶上空经过、高度又是比较低的话，是很难看到一掠而过的飞机。再说，256号飞机由于仓皇出逃，起飞前没有按规定打开灯光。正常情况下位于飞机两翼端部及尾翼上的航行灯应该是打开的，它们分别是左红右绿后白。当时，右机翼上的航行灯已经在飞机强行滑出时被油车顶端的把手挂坏了。除航行灯外，机身外部上下还有比航行灯更亮更明显而且不停闪动着的闪光灯。闪光灯的作用是便于空中的飞机发现对方，也便于地面指挥员及时找到飞机的位置，但256号飞机同样也没有打开闪光灯。256号飞机经过北戴河上空时的高度大约1500米，林办的人清楚地观察到256飞机飞行情况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更离奇的是还发现飞机在空中划了一个近似问号的轨迹后飞走了。
从飞机飞行的角度出发，一个站在地面某一点不动的人，即使站在问号的中心，在他的视野范围内也没有办法看到1500米的夜空10多公里范围内飞机的全部轨迹，更不要说有楼房及树木的遮挡了。退一步设想，如果大白天一个人站在晴空万里的开阔地带，倒是可以看到高空飞机在一定范围内的飞行情况，如果把飞机盘旋的一部分想像成问号，也未尝不可。问题是从三叉戟256号飞机当晚不正常转弯轨迹中任何一段拿出来，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能构成一个差不多的问号。
山海关机场当晚的确没有打开跑道灯光等一切夜间飞行设施，因为在正常情况下，机场调度部门只有在接到上级有关指令，才能打开起飞降落设备并实施指挥，反之任何部门都不能随意将这些设备打开。三叉戟256号飞机虽属于重要专机，但是没有上级的命令仍然是不能放飞的，跑道灯光设施当然也不能打开。当晚256号飞机是依靠飞机上的灯光照明进入跑道起飞的，因为起飞时对灯光设备的要求不高，只要将飞机对正跑道的起飞方向加大油门就可以了。
相反，如果跑道灯光在没有打开的情况下，夜间安全降落是不可能的。由于256号飞机根本不存在起飞后重新返回山海关机场的事实，当然也就不存在机场封闭、将256号飞机逼走的事情。
“逼走”一说是荒谬的
飞机在河北迁安上空完成艰难的一转弯，最后将航向调整到325度之后就再也没有较大的变化，出境时间是1点55分。在256号飞机向边界飞行的过程中，在空军指挥所进行监控但还不明真相的人，曾多次建议将其用武力击落，毛泽东主席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根据这一精神，在没有真正确定林彪叛逃出境之前，如果提前向全国下达了“禁空令”，最后飞机没有出境怎么办?因为当时谁也没有真正掌握林彪等人的叛逃企图。
林彪座机从山海关起飞在前，中央下达“禁空令”在后，前后相差1小时20分钟，把“禁空令”传达到基层部队的时间还要更长。由此看来，把林彪叛逃的理由归结到“禁空令”上是很荒谬的。
实际证明，中央下达的“禁空令”是非常英明的。就在“禁空令”落实的过程中，林彪死党周宇驰等3人持林彪手令，于13日凌晨3点15分，从专机师的沙河机场骗走一架直五型3685号直升飞机。
256号飞机自始至终都没有打开飞机上的通话设备，拒绝与地面对话，说明其叛逃决心顽固不化。如果256号飞机提出到祖国的任何机场着陆，中央都会开绿灯的。
事后获悉，林彪乘机起飞后，周总理还通过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在西郊机场准备一架伊尔—18飞机，随时处于起飞待命状态。这架飞机一直等到天亮都没有派上用场。可以看出，如果256号飞机将电台打开，只要提出愿意落地，就近机场就马上会提供所有便利于着陆的条件。
还有一种更离奇的说法来自非法出版物，说林彪在空中用电话与广州联系，得知广州已去不成时才决定改航北逃的。
稍有一些飞行常识的人都知道，当时飞机上的通讯设备除了短波、超短波电台通过机组通讯员与地面飞机指挥调度人员进行联络外，不存在乘客与地面直接通话的事情，就是专机也没有这种设备。使用移动电话是近几年才有的事，而且，为保证飞行安全，规定空中不准使用移动通讯工具。可见林彪与广州直接进行空地联系的说法有多么可笑。
